草林圩的复活

草林圩，是遂川县四大圩场之一。遂川旧有一唐江、二营前、三草林、四大汾之称。草林镇上，群居着600多户人家，近200家店铺。这些店铺，80％以上的中小商人主要经营茶叶、酒类、油盐杂货、香纸烟烛，以及各种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品。他们的资本很小，既受国民党反动派苛捐杂税的压榨又受地主豪绅、大资本家的盘剥，生意冷清，濒于破产。当时，草林圩的经济命脉基本上被土豪黄礼瑞、郭朝宗开设的“遂昌”（当铺）、“元昌”（油行）、“元丰”（烟馆）等大商号所垄断，他们利用烟馆、赌行、当铺、妓院等为非作歹，毒害人民。他们有钱有势，横行乡里。黄礼瑞的大儿子是国民党的省参议员，孙子是草林乡的乡长，他不仅在草林开了各种商号，在县城也有几个商号，连南昌都有他开设的化工章江公司和分馆。除此以外，他家还拥有9000多担谷田，几千亩山林。草林圩几乎是黄礼瑞家的独霸天下。

工农革命军三营九连来到草林圩时，草林圩上的中小商人受了黄礼瑞、郭朝宗等的欺骗和恐吓，家家店门紧闭，上贴一张“存货已空，改行务农”的告示，偶尔见到几个老表，也都远远地窥视着，用惊恐疑惑的眼光打量着革命军。当战士们走上前去欲与他们攀谈时，一个个都躲开了。

这可急坏了九连连长曾士峨和党代表罗荣桓。看来，要打开局面，还得有耐心，要开展群众工作。于是，曾、罗命令各宣传队，打着红布小旗，分头深入草林圩镇各角落，耐心宣传群众，开展社会调查，并在草林圩的大街小巷和周围各个村庄，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：“打倒土豪劣绅！”“打倒贪官污吏！”“保护中小商人！”“取消苛捐杂税！”“工农革命军是穷苦工农的军队”等等。老表们见这支部队不扰百姓，说话和气，纪律严明，秋毫无犯，同以往的部队不一样，慢慢地开始和战士们接触、聊天，并陆续反映了各种情况。

经过各方面的调查，革命军已完全查明：草林的冷清，完全是黄礼瑞、郭朝宗等土豪劣绅、大资本家暗中作祟的结果。

1月10日，毛泽东来到了草林圩。罗荣桓等将掌握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。毛泽东听后，当即指示：“拔掉这个钉子！”

曾正平、罗荣桓立即带领革命军战士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查封了黄礼瑞、郭朝宗在草林开设的各种商号、当铺、烟馆、妓院。缴获了几万斤食盐、几千斤茶油、几百担布匹和数不清的日用百货。

毛泽东随即又指示部队：将缴获的东西一部分上交，一部分分给群众，让群众过个好年。革命军战士连夜送物上门，贫苦农民笑逐颜开。

第二天，部队又在草林万寿宫召开了群众大会。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。他说：“我们工农革命军的宗旨是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的。据我们了解，你们草林圩有111家店铺，大资本的只有16家，中等资本的只有11家，小资本的84家。资本大的都是黄礼瑞、郭朝宗、刘汉青、胡海清几个人开设的，他们既是大土豪，又是大奸商，他们才是我们打击的对象。至于中小商人，我们的政策是保护的，一粒盐、一寸布也不动，不罚款，不抽税，允许自由贸易，保障合法经营，请商家放心。”

到会的群众和中小商人们听后，都觉得十分惊奇，于是纷纷开业。

1月16日，正是腊月二十四，山乡传统的小年。一大早，九连的官兵就把草林圩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在街道两旁贴满了红绿标语，令人耳目一新。在万寿宫的柱子上，贴着一幅醒目的对联：

为革命而牺牲死当欢笑

救工农出水火我应勤劳

在场的群众看了，无不交口称赞。约10时许，从永新、宁冈、遂川各地赶来的农民成群结队前来赶集。草林圩上万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

他们都欢喜地卖出自己的货物，买回自家需要的年货，整个圩场秩序井然。草林圩赶集，三天一次，有时竟达两万余人。

草林圩复活了！

对于开辟草林圩的这段历史，毛泽东在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一文中欣喜地写道：“草林圩上逢圩（日中为市，三天一次），到圩两万人，为从来所未有。这件事，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。”

草林圩的复活和繁荣，对于活跃和沟通根据地的商品交换，满足根据地军民的日常生活需要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“一个红枣也不能动”的工商业政策

“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，自耕农甚多，日常生活程度颇低……因为地处边陲的原因，受资本经济的侵蚀颇迟，洋货业在市场不甚发达，有些地方的交易还是‘日中为市’的逢圩办法。”正因如此，湘赣边界各县，县县都有圩场，农村圩场成为私营工商业和农民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主要场所。这样，对待中小商人和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正确与否，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。

毛泽东和边界党在井冈山斗争初期，就明确地提出了“保护工商业”和“保护中小商人”的政策。草林圩的复活与繁荣，以及1928年7月间开辟的大陇红色圩场，都是贯彻和执行了保护工商业政策的结果。

对于这方面的具体政策，目前尚未发现历史文献的记载。只有一些口头资料。虽属个人回忆，可信程度却较高。

如谭冠三曾回忆说：“1928年初，我们从茶陵撤回井冈山，不到一个月的光景，部队又进到遂川城过旧历年。这期间，毛委员宣布了城市政策。在这以前，我们曾犯过一些错误，把商人、小贩的货物也没收了，甚至连药铺里的戥秤也拿上了井冈山。毛委员发觉这些情况后，即作了纠正。他指出：我们反对封建剥削，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，保护工商业利益，如地主兼商人，就只能没收封建剥削的部分，商业部分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。”

谭冠三还说：“在井冈山，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。当打下永新后，毛泽东同志亲自在永新城召开过一次‘书宣组’联席会议（即由部队党支部书记、宣传干事和组织干事——后来改称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参加的会议），专门对政策问题进行检查。当时，各项政策都很明确。对大地主，没收他的浮财、粮食等（浮财和粮食，大部分分给农民群众，留一部分下来作为军粮），不杀他。对富农，一般不动他，有的也酌情筹款。对于工商业，特别是中小商业者（在县城，大工商业不多，主要是中小工商业），采取保护的政策。筹款数字不大，采取‘评议’的方法，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，自愿拿出一部分钱来。还宣布了废除苛捐杂税这个政策。对工商业兼地主者，地主部分的财产，是加以没收的；工商业部分，不没收，采取了保护的政策。对于这些政策，工商业者都感到满意。这样一来，既筹到了款，解决了我们自己的供给问题，又不损害他们的利益，保护了他们，团结了他们，使他们拥护和支持我们。本来我们吃盐是很困难的，后来由于有了正确的工商业政策，商人就愿意和我们做生意，把盐运进来，解决了吃盐的问题。”

然而，这些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正确政策，却受到“左”倾错误的干扰。毛泽东在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中曾记述说：“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，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，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。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，批评我们太右，烧杀太少，没有执行所谓‘使小资产变成无产，然后强迫他们革命’的政策，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，政策一变。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，情形渐渐好些。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，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，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。草林圩上逢圩（日中为市，三天一次），到圩两万人，为从来所未有。这件事，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。”

边界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，从具体到“一个红枣也不能动”，可见一斑。这一政策，虽然遭到“左”倾错误的干扰，但总的来说，执行情况是好的。所以，充分调动了赤白区中小商人的积极性，不仅提供了军队自身给养的需要，同时也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、布置长期的斗争，奠定了经济方面的基础。